一路顺官道北上，沿途鲜有乘车马的，多是步行。除了行人，更多的是商队，一车车拉的全是粮食。

农民种地缴粮，张居正变法，搞了个‘一条鞭’法，要求农民不再缴粮，而是拿银子代替。毕竟相同的价值，将银子押运到京城户部方便呢还是押运粮食方便？

以前的时候，几百万石粮食运到京城，沿途消耗的就是一笔大支出。现在运银子回去，多简单，少损耗。

地方保甲制度也随着一条鞭法推行而荒废，以前保长、甲长也就管管地方治安，负责征召徭役等等。现在呢，他们还要负责治下百姓的赋税。府衙胥吏按着土地记录只找他们收银子，而保长、甲长则要负责将治下的赋税收齐，收不齐就自己掏腰包。

粮税很好收？百姓家里没钱你怎么收？总不能逼着百姓卖儿卖女卖老婆吧？但百姓不交税，保甲们就要自己掏腰包。保甲们也只是普通富农，干脆死道友不死贫道，那你们卖儿卖女去吧。

那农民逃亡了呢？苦逼的保甲们只能自己掏腰包。于是一来二去，也没人愿当保长、甲长了。保甲制度就此荒废，造成的后果就是朝廷对基层掌控能力崩坍，还影响到

后续的征税。

一条鞭法清量出民间隐匿的两亿多亩耕地，大大延缓了朝廷的财政赤字。一部分人受益，自然就有一部分人倒霉受苦。

朝廷那里朱弘昭看不出什么，但地方上他还是能知道一些。比如这拿粮食卖银子，再拿银子交税。其中就有很大的利润，利润的创造者就是辛苦的百姓。

今年还算少有的丰年，这个丰年也是对比过去几年而已。

过去往往夏收之际，粮价极低，粮商们低价收粮。但百姓又不能不卖，两石粮食的税，往往要卖掉三石或四石粮食才能凑够银子。

今年的税交足了，剩下的粮食一家子省吃俭用，能撑到来年夏季就算运气不错了。夏季再差，也能淘点野菜山果果腹。如果生个病呢？没钱治，也不能治，治了一家子都得饿死。

来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们要么饿死，要么去借贷买高价粮。整个就是恶性循环，黑心商人们越来越富，农民们负债累累，不得不丢了土地举家逃亡，逃亡的路上妇孺饿死，青壮们没了牵挂往往会聚而为匪，造成更大的生产破坏。

比如李自成同学，朱弘昭记得这位一些资料，本质上是个老实人，却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扯旗反旗混口饭吃。

李自成长得高高壮壮，外形不错于是当了驿站的公务员，结果崇祯皇帝要改革，裁去了一些不重要的部门，就是没油水的部门。

于是李自成失业了，朝廷连补助都不给，工龄也不买断…

为了活下去，他还没想到造反这种伟大的事业，而是找县里的举人老爷借钱周济。然后被催债，老婆又偷汉子，统统宰掉后，李自成还没想到造反大业，远走他乡去了西边的边镇投军。

好不容易有个上司赏识，当了一个把总。结果又欠饷，军饷呢？

朝廷再糊涂，也要把边军喂饱。往往一万两军饷发到地方，就剩六七千两。地方所谓的将门上下其手，再捞一点发下去。下级军官捞一点，至于大头兵…能吃顿干的就不错了。

这次朝廷银子发的晚，也少了些。但官员们克扣的时候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按着原来的拿够了，使得下级军官没的拿，还吃不饱。于是李自成同学爆发了，在饿死和

造反之间，选择杀了赏识他的上级。

带着闹饷的士兵占了个山头为匪，没多久发现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是造反的民兵搅合到了一起。

朱弘昭拉开窗帘，看着车外，缓缓收回了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