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明白过来校方在惶恐些什么，他们是害怕剩下的半张写有教练名字的辞退信会被警察捡到，然后与一具尽可能相符而又无任何来历的尸体进行配对。

“你试着掂量一下，已经不相干的老师所发生的斗殴事件，和被学校辞退而选择自杀的民事案件，哪一个对学校更有灾难性的打击？”山田在回去的路上笑着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他从先前医护老师的担心中获得灵感，制造假象，把校方逼上了一条不得不为此做点什么的道路。校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女教练，然后攻破“员工被辞退以后自杀”的说辞。我问山田这是不是他的意图，他说这是一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事件的当事人，那绝对是终结谣言的最佳途径，但如今，连与教练甚为亲密的医护老师都得不到她的消息，校方多半也找寻不到。校方会采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寻找目击证人，用“教练顺利乘火车离开小城”的证词来攻破自杀的说辞。

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被我自己忽略掉的事实，我之前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开箱的邮递员身上，认为他是唯一的证人。这下提醒了我，或许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目击者。

“别太天真了，乘火车的多是去外地的人，他们在不在小城还是个问题，我们去街上找一个星期都未必找得到。这个方面，校方比我们在行得多。这么好的资源可不能白白闲置在那里。放心吧，校方会因为这件事急上三两天的，毕竟他们总不能跑去派出所，明目张胆地问有没有捡到半张辞退信吧？”他嘴角的那个微笑，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当初，在临去市队之前，我们球队跟校方吵架的那件事，山田用一句“我们也希望能有足够的替补，但是市队承认的只有这22人”摆平了纠纷。那句话说出口时，球员们还发出了非常不屑的声音，认为他在帮着校方说话。现在想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若是对手，着实可怕，实在是心疼单纯得像个小白兔一样的中岛。

就在我思考山田的为人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并表示若是我害怕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去就好。实在不想任由他乱来，我说我也一起去。

他问我借了《文秋》记者的名片。我告诉他仅此一张，不要损坏。其余发现的四张我认为是重要的物证，因为手头没有相机，我就把它们留在了现场。我跟着他去了文印室，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那台看上去就很复杂的机器，五分钟以后，造出了一张除名字以外格式一模一样的名片。

“你是经常操作文印室里的东西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嗯，也算不上经常吧，在去其他学校校队的时候稍微习得了点经验罢了。”他这么回答。

名片上的姓是用了山田的姓，他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姓，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则用了我的名，同一个道理。从他做名片开始，我已经预料到了他打算做什么。商量好了分工，我们在快下班的时候一同前往了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