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红匪”黑蛋的屋里小桌子上燃烧的蜡烛，给这间不是监狱的监狱阴暗的空间带来了些许明亮。

“红匪醒过来了吗？是昏睡还是昏死？”

中午时分特派员背着双手在院子里焦急地踱着步子，并不断进到屋内轻轻询问屋子里一个医生模样的老先生。

特派员的身后，谨慎地跟随着本县的县长和县里几位忧心忡忡的要员。他们刚刚听说特派员用威武的胆量和过人的智慧逮住了一个从太行山下来抢劫粮食的红匪，令他们忧心不安的是这个红匪抢劫的粮食正是他们倒卖的灾粮。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一旦倒卖灾粮的事情败露，一旦倒卖灾粮的事情让上边知晓，官帽丢了是小事儿，是要掉脑袋的！

这些大小不等的官官儿并不是来“悼念”红匪的，也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奉特派员的旨意来共同完成“瞒天过海”、“金蝉脱壳”升官发财阴谋的。但他们还不清楚特派员用何手法儿把他们倒卖灾粮的事情掩人耳目，不知道特派员用何妙法儿把倒卖灾粮的罪恶变成升官发财的功绩。他们虽然对特派员的能耐和他肚里储存颇多的阴谋诡计是信得过的，但这个事情非同一般哇！那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来配合特派员扭转败局了。

县府的这几个要员中有无事生非要人性命的检察官，有舞动黑笔杆子栽赃害人的文案师爷，有徇私枉法一锤定音儿的大法官，还有特派员的黑心智囊县议会的议长……这些享受着国家俸禄的人儿都参与了倒卖灾粮，他们在倒卖灾粮中毫无疑问都会分得一杯羹。他们与县长和特派员是一块地里的蚂蚱，吃的就是老百姓地里的庄稼。他们就是一窝儿沆瀣一气的硕鼠，在偷吃老百姓的粮食上都一样，只是分赃有多有少而已。不过倒卖灾粮的银子怎样分给他们，啥时候分给他们，他们个人能分多少，还得听省府派来的这个救济灾民的特派员的。

说到检察官和法官，在民国初期和前期，县里是不设检察院和法院的，也就没有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之职，法律上的事情和对一些嫌犯的定罪杀罚也就基本有检察官和法官大权独揽了。不过，那时的县长由于不设副职，独揽了行政大权，权力也够大的，县里发生的重要的案件检察官与法官都得听从县长的，统有县长来定夺结果。县长不管县里的工商和农业，其主要的职责是审理和匡正县里发生的刑事案件，以及重大的民间械斗和民间冤情，更重要的是保护党国利益，保护富人和官绅的利益不受侵犯，防范乱党和红匪以稳定党国的江山。其实与皇帝君临天下的朝代县太爷的职責差不多，只是县政府养的官员比老衙门养的官员多了一些，名堂花哨一些罢了。

他们这些官员虽然有胆量倒卖灾粮，但面对传说中神乎其神的红匪，他们的胆量还是欠缺一些，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可怕的新鲜课题。其实他们对红匪并不陌生，红匪在他们脑子里早已形成了固定的概念。“红匪”这个特定名词儿是他们在党国的匪情通报和党国的报刊里经常看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党国的匪情通报和报刊才知晓“红匪”这两个特别文字儿的，才知道红匪的大概形象的。虽然他们在有关文字和图片上看到过红匪，但他们一直没有荣幸亲眼目睹活生生的红匪，这下有幸撞见了，他们咋会不感到惊奇？

他们不断贼眉鼠眼在小声议论着什么……他们除了心里担忧着倒卖灾粮的事情，惦记着倒卖灾粮的银子，期望着升官发财的好运，还带着好奇的眼光、怀着看稀奇观赏怪物的心情，急着一睹红匪的风采。他们要用这个活生生的红匪，来印证一下党国的匪情通报和党国的报刊杂志上、宣传资料上，或道听途说中所知道的一些红匪的大概形象。他们聪明的政治大脑里以往装的都是红匪吓人恐怖的名堂……什么红匪一脸红胡子、黑胡子呀！什么身手动作像虎豹呀！什么心黑手辣似财狼呀！什么杀人不眨眼呀！红匪见了衙门当官的和有钱人两眼喷火星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都没亲眼看到过实实在在的红匪。现在受伤的红匪就在他们的眼前，怎不令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的亢奋？！他们要一饱眼福，仔仔细细看看红匪的真正模样儿，看看红匪到底与正常的人儿、与不是红匪的人儿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也想听听红匪说的话是中国话还是外国话或是难懂的野人般的丛林语言，或者说的是苏俄的*****语言。

他们不断地悄悄向关押红匪的屋内偷窥张望，但院子里明亮屋内光线阴暗，虽然有一支蜡烛在屋里映照，但还是一点儿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他们抓耳挠腮，肚子里的好奇心像蛆虫一样啃咬得痒痒的。

县长倒是对这个红匪既不好奇，又不感什么兴趣，内心的畏惧好像是有那么一些，但他好像对红匪的死活不太在意。他习惯性地从上衣兜里捏出一把精巧的牛角小梳子，“呼”地在梳子上吹了一口湿气儿，若有所思地梳理起他那油光发亮的洋头，他莫名其妙地翻着白眼儿摇晃了几下脑袋，很文雅地轻轻把梳子放进兜里，下意识地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烦恼地嘟囔了几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洋话，无所事事地两手插进洋装的裤兜里，仰脸茫然地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囚禁“红匪”黑蛋的屋子里新添放了一张小木桌子，小木桌子挨着黑蛋的床头，小木桌上摆满了在灾荒年里老百姓做梦也吃不到的美味佳肴。这些为“红匪头目”黑蛋特别准备的维持生命的东西静静地等候着享用的主人，已经放得冰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