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娥其实比那些每天在干活的女人幸福很多。”他告诉警察。

徐小娥一开始还走动，问他要手机，之后就躺在沙发上了。他到清晨才发现，躺在客厅沙发上一整夜的徐小娥怎么也叫不醒，他说徐小娥的死是他没想到的意外。因为徐小娥死了，他太害怕了，才想着把人拖到床上去，跟警察撒谎说自己打了人就出门了。

赵见初觉得自己好像被割裂成三个部分。头脑仍停留在河滩上悠悠地打转，耳朵听着陈谶与高辉的对话，一来一回，好像另一个维度的事件，手有自己的意志，在键盘上分毫不错地敲击。

直到高辉忽然哽咽起来，说“我爱她”。

这三个字破梦一样，将赵见初整个人从头到脚地拽回审讯室里。

“你爱她？”赵见初难以置信地重复。

“她上个月就提离婚，”高辉说，“我那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把手机给她，她马上就会报警，都是我打她的证据，上了法庭，就非离不可了。”

他的眼神涣散，“我就是不想跟她离婚，我还是爱她的。哪怕她生不了孩子，我父母都一直让我离，这样我都不想离开她，她竟然要跟我离。我都答应了改。我爱她啊——”

高辉的脸上露出一种滑稽的委屈，好像画技拙劣的西洋景里那些表情僵硬的人物：“我就是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

赵见初打完这句话，敲下回车，慢慢地开口：“没有控制不了这件事。”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也足以让对面的男人听清楚：“我不知道谁给你灌输了这种想法，让你觉得人可以失控，失控可以成为一个借口。你错了，没有这种事。你打她是因为你觉得可以打，所以你就打了。从来都没有失控这回事，真正失控的精神病人有暴力倾向，不会选择性地只对妻子发泄。警察走访你的同事，他们都说你在单位里很好相处。这说明你很会控制情绪，从来都没有什么失控，你就是想殴打你的妻子，就是这么简单。”

陈谶盯着赵见初，表情紧绷，随时准备着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生怕不合规的话会被督察揪住小辫子。

但赵见初说完这几句就闭嘴了。他盯着屏幕，一字一字地把刚才的对话敲在审讯记录里。

陈谶拿着口供回去，剩下文书工作一步步走流程。

赵见初习惯边干活边整理，回去就把完整的尸检报告签字发过去。

“你估计会怎么起诉？”赵见初问，“有可能起诉故意杀人吗？”

陈谶很快摇头：“很难，几乎不可能。不过他不让徐小娥离开家，拿走徐小娥的手机以至于徐小娥无法求救，这种情节在量刑的时候会采纳的，但是要判故意杀人，完全缺乏逻辑支持。他的危害行为并没有指向杀人的目的，无法构成客观意义上的故意。大概率还是以故意伤害起诉。”

他接着又说：“法律有法律的框架，咱现代社会也不能搞以眼还眼那一套。死亡是个最终的结果，但这个结果该由谁承担多少，我们说了也不算。”

快开到市局门口的时候，路上渐渐堵起来了。

十字路口前行人灯亮，赵见初看着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视野又消失。他忽然开口：“其实你我都清楚，他就是想让徐小娥死掉，因为徐小娥死了就不会离婚了。但是我们证明不了。”

他顿了顿，终究没有再说下去了。

只要用起失控这两个字，将问题圈在徐小娥和高辉之间，限制在某一个有情绪问题的男人和懦弱的女人之间，就可以不去面对真正的恶。

真正的恶是对权力的渴望。高辉盼望着拥有、控制徐小娥，他迫切地需要向徐小娥展现他之于她的那份权力。

赵见初已经意识到高辉的失控并不只是他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社会机器默许了他拥有这份权力，默许他把失控作为施暴的借口一而再使用，进而回避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在两性关系中渴望着控制对方和施展权力这种事，是可以发生在任何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不仅仅以暴力这样刺目但仍旧具有伤害性的方式呈现，甚至可以发生在素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之间。

这台机器默许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宣告所有权，从语言上的“嫁给我”到婚礼上父亲与丈夫间的交接仪式，从里到外堂而皇之地构建出一条绿色通道，默许权力阶梯的存在，允许一个性别被物化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