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编制膨胀不严重，严重的是武官。

洪武时期，武官平日在都督府、都司、卫所等衙门任职理事，遇有战事则钦命元勋重臣为将帅，其下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

明初，凡内外大小军职衙门官员俱有额数，以一标准卫辖五千户所计，每卫武职八十四员，独立的守御千户所标准为十五员。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卫三百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六十五个、外加都司、五军都督府等官，应有额缺二万九千左右。

朱元璋对武职与世袭特权的授予非常慎重，对战争中立功人员多赏少升，所以二十年间南征北战，武官只增加不到四千员。职位额缺大于官数，世袭者有职可任，对立功升迁者虚位以待。因此除幼疾等特殊原因，不会出现有官无职的情况，这是‘阶职合一’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靖难之役后，成祖为培养一批因靖难获益的军功新贵，也为大肆成批收买人心，多次升赏靖难军官兵及各地开城迎降者。此后漠北与海外用兵，又升授了大批武官。

他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一个天大的包袱！

至宣德三年三月，兵部尚书张本奏称:“内外军职不

下九万余人。”

永乐以后武官的人数是洪武额缺的三倍，尽管明朝在都司卫所之外组建京营，又添设了许多差委职位，但‘官人’还是远多于官缺的。成祖死后，明军从漠北及海外撤回，大批武官的安置成为一大问题。很多新任武官只是挂职于武职衙门领俸禄，并未到任理事。

如成祖即位，升宣府中护卫指挥佥事刘清为都指挥同知，仍令随侍，表彰其开金川门逢迎功也;奉天征讨官多有已升都指挥，而今仍于京卫更番宿卫者，虽已给都指挥俸，而宿卫与军士同列，名实不称;仁宗时，奉天征讨诸将虽受官给禄，仍有年逾六十尚留京师执行伍之役者。

职位有限而官员众多，竟有升至正二品都指挥使，仍与军士一样服役者。或以高级武职留任低级职位的情况也不断出现，如成祖命都指挥佥事刘达掌滁州卫事。让一个都指挥佥事干卫指挥佥事的差事，高职低差。

放在后世，就是让一个正军级干部，挂着中将军衔去做一个副师长或者旅长！

最初，刘达为滁州卫指挥佥事，以归附功升都指挥佥事，最终无官可给，仍命掌本卫事。官阶与职位已不对等。

当时的成祖皇帝，完全也被自己起家时大肆封赏而泛

滥的军功世袭卫所军官阶层给拖累了，他也不敢对这些人裁撤。影响他的信誉，他也对当年的老兄弟下不了手，也担心激化矛盾。毕竟成祖时期的卫所军官，可都是杀人起家的，遇到想不通的事情可能就会提刀和你拼命！

同时，世袭制度必然会出现纨绔子弟，洪武、永乐时就有京畿卫指挥一早去衙门点卯，多不入公署处理政事的，遇有事务或责任就互相推避的情况。官员素质低下，不仅坐堂理政相互推诿，甚至渎职贪贿，苦虐、役占军士以谋私利，导致军士逃亡，军备废弛。

当时就有人建议:“慎选良将任以边寄，凡袭职幼官改调内地。”

于是兵部查考各卫所袭职幼官多者，选老成旧官一人相兼管事，仍敕都司不许差委，庶使行事得当，这样就能让军务能正常运转得到处理，但会产生更多的闲职，挂职白吃饭的武官出现。

人员大量增加，更加剧了武官素质的良莠不齐，朝廷必须对世袭武官加以简选。但涉及太广，困难重重。

显然，明王朝是不能坐视武职冗滥致使军政败坏的，但由于武职袭替制度的存在，武官过多的局面难以扭转，只能对任用方式加以调整。

宣德八年，兵部右侍郎王骥奏准:“宜行各处巡按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