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简洁休学一年回到西安之后不久，贝加却在她妈妈的干预下妥协,选择了回学校顺利毕业。

贝加的妈妈走的时候让简洁和她一块儿回去，简洁笑了笑，她说：“等我玩够了就回去。”

那一刻，简洁痞子一样，自暴自弃无所谓地笑着，然而满心的失落，痛到不能呼吸，却无人懂。

西安的冬天异常寒冷,体质不好的简洁扛过了第一波寒冷，却没能扛过第二波，她很快便染上风寒,并在第二场大雪之后病情严重到无以复加。

然而简洁却执拗不悟：

我只是想要自己有够明白究竟怎样才算为爱而生。

我只是想那只牵着我来的手,也可以牵着我回去。

我只是想，那么爱我,就别教我一个人。

可是简洁不知该再如何继续等，她等枯了、耗尽了、心灰意冷。

在简洁感觉自己病得快要死掉的时候,她终于决定放弃爱、放弃贝加，独自回成都,她不求生,如果生,不觉欣喜,不求死,如果死,也不觉伤感。

一个病恹恹的单薄女孩,背着棕色的小皮背包,抱着蓝色的枕头，在挤满列车的人群里,从西安站到成都，一天两夜。

简洁抱着枕头走出车站，徐笑一眼就认出了她，赶紧拨开人群挤到前面朝她挥手,简洁走过去,整个人因为高烧昏昏沉沉,摇摇欲坠。

简洁坐上徐笑的电瓶车，虚弱地靠着徐笑，她用力地睁着眼睛，她感觉眼皮犹如担负了千钧重荷，稍不留神就会合上，然后陷入沉睡，永远都不能再醒过来了。

徐笑练琴的时候,简洁坐在他的电脑前写了一篇《逃学旅记》，关于西安一行：

薯薯没有撒谎，诚恳地、忐忑地,向我陈述一切，所以我虽不悲不喜,但也不怒不嗔。

我再次告诉他“明天陪你去看看”,我柔和平静得使他疑惑甚至惶恐，坍塌了他和小伙伴们一直以来所有精心准备的“方案x”。

和学生那边要了十天的假,次日清早我们踏上了去“绵阳”的火车。

这一切,妈妈是不知道的。

我知道她并不在意我自作主张,因为总有一天我会长大，她的怕,是怕我离她太远,使她无法保护,在她心里,孩子,永远需要母亲的保护。

我就那样去了西安，那个一直以来让我像对梦中情人一

样幻想和期待的城市。

灯火辉煌里半影半透的古城墙、沉甸甸的柿子、粗狂细腻的秦腔、博物馆、音乐喷泉、香饽饽…好景太多,使我不堪记忆。

尽管我的灵魂沉迷于过去的伤悲无法自拔,但我的躯壳却是爱笑的,自由、乐观、无公害、任性、孩子气。

在那里，我知道了令人闻之色变的“传销”,我经历了它昙花一现的祥和繁华。

至于它前世的艰辛是听团队里老前辈们声情并茂描述的,而至于末世之央,他们后来告诉我,“潘总”的妈妈打工为她还债,我“儿子”刘三毛跟着他爸妈被逼得无家可归。

他们和我说这些时异常难过并愤怒,而我连淡淡的忧伤都打不起来。

我给张思涛戴的那朵鹅黄的芍花,我怂恿他们陪我堆雪

人玩雪仗,薯薯偷偷带我去废弃的铁路散步,铁路的尽头开满紫色的花;

那些三楼高或四楼远的楼梯,总得有人背我下楼,我才去“上课”,背我上楼,我才愿意回“家”;

我央讲义气的大哥帮我打柿子,缠着主人问为什么家家户户连破茅房还上锁,听见秦腔便迈不动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