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用什么制度来取士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不看意识形态，纯看屁股在那边的。

站寒门的，基本都支持经义取士。

站官宦、诗书门第的，基本都支持诗赋取士。

其他的什么论点啊、立场啊，其实多数都是先画靶子再射箭。

只有像苏轼这样的人，才会傻兮兮的，真的认为，诗赋取士比经义取士更好。

章衡叹了口气，道：“官家自然是千古第一孝子！”

“可是……”

他垂下头来：“圣心所属，朝野皆知！”

他是负责贡举的主官。

也是官家心腹！

自然得跟着官家的指挥棒走。

而当今官家，喜欢的是什么？他还能不知道？

实学！

而科举的首选目的是什么？

为国轮才，为天下选人？

错！

因为，这只是科举的一个次要目的而已。

而科举的首要目的就是，给皇帝筛选出他所喜欢的臣子！

故此，庆历新政后，大宋科举开始转向经世救时。

为此，所有桎梏和一切细节上的问题，都不再成为障碍。

嘉佑二年的科举考场上，苏轼直接编了一个典故，都依然能够被录取！

且至今，都被传为士林佳话！

至于先帝为了变法，更是直接废黜诗赋取士，用经义取士，且是王安石的字说、三经新义来取士。

所以，在被任命为知贡举后，章衡就已经有一定觉悟了。

历代官家，变动科举，皆是从任用知贡举的大臣开始。

每一界科举考试，知贡举和两位权知贡举的大臣人选，通常就反应了当朝官家对科举的态度和倾向。

同时也决定了，当界科举的考题侧重点和选项。

所以，对于那些熟悉朝廷的官宦子弟而言。

只要知道了知贡举和权知贡举的大臣是谁？

然后去翻这些人的履历、文章、诗集，大概率就能猜到科举的风向，然后梭哈这个方向，只要自己水平不算太拉胯，基本上进士是稳了。

区别不过是名次而已。

这也是科举体制中，对于官宦世家的孩子来说，一条光明正大的作弊路线。

所以，官家命他来知贡举的时候，章衡就已经在心中大概有数了——让他如当年欧阳文忠公主持嘉佑二年的贡举一般，给大宋文坛，吹上一股全新的风气，并扭转自熙宁以来的文坛风气。

但问题是……

章衡看向皇城方向。

自被任命为知贡举以来，他一直在等，等着宫中降下指挥。

这样他才好针对性的出题。

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宫中的明确旨意，没有办法，他也就只好采纳范百禄的意见，按照元丰八年的故事，拟出了本年科举的题目。

然后，按照自己的猜想，在论考中大幅增加了实务方面的内容。

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因为，胡乱揣测圣心，哪怕猜对了，也是致命的！

正如那《汴京新报》上，如今已经连载完成的《三国演义》里杨修的典故。

王子韶却在听了章衡的话后，只是笑笑：“子平公效诸葛武侯，用心谨慎，虽无过错，但我恐将来也无成绩！”

“吾辈自蒙官家恩典，受命主持贡举，为国取材，自当勇于任事，为君分忧呀！”

章衡黯然。

这是他的性格缺陷。

他不像章惇，热爱冒险，经常的梭哈。

也不像章楶，无论之前有多么犹豫，但一旦下定决心，就能勇往直前。

他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

习惯了在上级安排下做事。

一旦上面没有指示或者要求，他就会习惯性的去寻找故事、惯例。

然后按照故事、惯例做事。

这是他人生仕途中那个最大的挫折，给他留下的教训所致——当年章衡卸任初授的湖州通判后，回朝为盐铁判官，兼任起居注。

在任期间，章衡大胆的提出，三司财政，当按年编列预算，先预估一年所花费的钱财，然后以此为据，分配一岁的赋税征收与支出。

如此，就能公私两便，也能减轻百姓负担。

然后……

章衡就被内外一起围攻，只能黯然出知地方。

直到熙宁年间，才重新回朝。

纵然如此，他当年的大胆提议，也让他在朝野内外，遍布敌人。

于是，他这个嘉佑二年的状元，在仕途和官阶上，极为坎坷。

元丰年间，才被先帝特旨，准许服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