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撑腰的不是别人，正是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公然献媚伪政权的史耀民。

史耀民之所以愿意当仇雷的保护伞，主要是想利用青帮的势力，压一压镇上几个大家族的气势。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在这个镇子上，真正的老大不是那些大户人家掌门人，而是手里有枪有人的他。

史耀民得知仇雷真的杀了刘义贵之后，觉得，有件事情已经非做不可了。

第二天上午，就在南街的商户们争先恐后交“保全费”的时候，街西头却毫无动静，这让仇雷心里升起了疑云。

他想，难道自己那杀一儆百的法子还不够火候？又或是这些商铺的老板铁了心，要跟周家人一条道走到黑？

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再弄出些动静来，要让商户们知道，“保全费”不交是不行的。

他喊上几个手下，正要走出茶馆，正对着茶馆的小桥上跑来一人。仇雷认得这人，是史耀民身边的一个铁杆兄弟，名叫邵坤大。

邵坤大一见到仇雷就抱拳施礼，然后，俯过身去在仇雷耳边嘀咕了几句。

仇雷一个劲地点头，看样子，对方带来的消息非同一般。

片刻之后，仇雷吩咐手下分头行事，部分人继续在茶馆收钱，部分人去街西头打听消息。他自己跟着邵坤大去了史耀民在“白宕村”一个叫做崔媚的情妇家中。

到了崔媚的家，刚进门，仇雷就瞧见史耀民正抱着身穿旗袍酥胸半露的崔媚调情，他顿时觉得尴尬，忙说：“史老大，真抱歉，这个，这个……”

见他们来了，史耀民放开崔媚，直了直身子，呵呵笑着说：“呵呵，没事，没事。我是跟你嫂子闹着玩呢。”

崔媚并不像仇雷那么拘谨，她稍稍整理了下衣着，娇声娇气地埋怨起史耀民来。

她说：“嫂子？什么时候我成史大队长的老婆了？你夫人不是在‘潜洛村’嘛。我看哪，史大队长根本就没把我这‘古墩子’放在心上。”

史耀民一听，一本正经地说：“哎，瞧你说的，‘潜洛村’那婆娘是家里指的婚，我这不是没办法吗。另外，你不要老是把绰号扛嘴上，‘古墩子’，多土呀。”

崔媚不乐意了，说：“现在嫌我土了？当初哭着喊着上老娘床的时候怎么不嫌我土呢。”

“瞧你，越说越离谱了。你啊，赶紧沏壶茶去，我跟仇爷、邵兄弟还有正事要谈呢。”

崔媚撅着嘴巴，装作不乐意的样子，扭着屁股进厨房烧水去了。

史耀民边喊两人坐下，乐呵呵地说：“她呀，就是这么个性子，外刚里嫩。别看她大大咧咧的样子，心里可软和着呢。当年，要不是她舍命相救，我这条命，恐怕就要丢在那个姓熊的枪口之下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史耀民的眼神有些迷离，当年一些令他辛酸的往事，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

吃完晚饭，汪立之生怕回去晚了，过日本人关卡时会遇到麻烦，便与范林翔兄妹道别，匆匆往回赶。

傍晚的蜀山，原本满目的翠绿变得灰暗，凉风嗖嗖地掠过近郊的田野，景象分外萧瑟。

1942年的初春，人们注定不会像往年那样享受大自然的春意盎然，因为，外寇的铁蹄和闪着寒光的刺刀，使得小镇的人们感受不到春意。

匆匆赶路的汪立之二十来分钟后到达了日本人设的关卡。

一位蓄着仁丹胡子的日本兵，脸无表情地看了他几眼，又跟一旁的同伴嘀咕了几句，最后，用生硬的国语对汪立之说：“你的，高家人，快快的过去。”

汪立之闻言，不由对高家在镇上的势力有了新的认识。他庆幸自己能在兵荒马乱的世道，有个财大气粗的大户人家做靠山，日子要比寻常百姓过得安稳踏实。

过了关卡，汪立之紧赶慢赶到了“油车桥”附近，正要喊黄包车送回“西河头”去，这时，他发现不远处的巷子里走出七八个人来。

由于光线昏暗，这些人的长相瞧不真切，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青帮的人。其中，有个人是被押着的。那人头上罩着黑布，瞧身形应该是个男的。

这伙人里有人发现了朝他们张望的汪立之，呵斥道：“看什么看？信不信连你也给绑了？”

汪立之想，这年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不好，真要是跟青帮结下了梁子，麻烦可就大了。

他忙上了身边的一辆黄包车，说了声：“快，去‘西河头。’”

车夫应了声，拉着车子迅速离去。

第二天整个上午，“贵康诊所”大门紧闭，这和诊所的主人刘义贵平时的作息习惯大相径庭。

有人猜测，刘大夫会不会是走亲戚去了？

又有人说，或者睡过头了？

直到下午，刘义贵家人接到一封信函后，大家才知道，刘义贵原来是遭了绑票了。

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不约而同想起昨天青帮大闹街西头的事来，觉着，刘义贵遭绑票不是偶然，而是杀一儆百的信号。

紧张的气氛开始在街西头蔓延，更感到紧张的是刘义贵的家人，因为，他们付不起绑匪索要的赎金。

这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建议刘义贵的家人去找周家帮忙，眼下，只有“周家大宅”才能解决昂贵的赎金。于是，刘义贵的老婆，一个乡下来的忠厚本分的女人，万般无奈之下去了“周家大宅”。

周仕林和夫人早已考虑到这一层，女人来后，立刻喊管家取了足够的赎金交给对方。女人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好一通感谢。

周仕林诚恳地女人说：“大妹子，乡里乡亲的，花些钱财能换回一条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