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时的蒋委员长一边喊着联合抗日，不死不休，一边却偷偷在和日本当局接触。

第一次是南京战败后，日方进一步控制上海，持续向各国使馆及银行施压，致使国民政府财政体系即将崩溃。

当时的委员长已经开始考虑，要和日本人和谈了，并已决定派何应钦亲自赴南京谈判。

恰逢当时，方不为被派到了美国，在他的尽力斡旋之下，在司徒美堂、于二君、陈佳庚、胡文虎的鼎力支持之下，竟然只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凑够了国民政府三八年全年的军费。

就是这个原因，让国民政府缓过了一口气，又在宋夫人、宋子闻等绝对心腹的劝阻之下，再加上日本人的条件确实太苛刻，委员长才犹豫了起来。

这一犹豫，就给了汪系骨干接触日本人的机会。

他们想着反正都要叛，早叛一步，也能占据主动权……汪精卫就是这样，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说动的。

之后，就有了汪精卫逃到河内，以及名震天下的《艳电》，这一下就把委员长的路给堵死了。

还怎么谈？

难道让汪精卫当老大，他姓蒋的当老二吗？

去你娘的吧。

当然，后面再到最危急的时刻时，委员长也不是没有生出过再次和谈的心思。

最有名的就是四零年夏，日军进军川渝，准备攻打重庆的时候。委员长授命宋子闻的弟弟宋子良，准备再次与日本和谈，日本人称之为桐计划。

奈何中共太给力，发动了百团大战，迫使日军放弃了进军川渝的计划，更让委员长生出：日本人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以及“再咬咬牙，说不定又能挺过去”的想法。

没想到，还真挺了过去。

结果就是，没叛变的，成了民族英雄，叛变了的，自然成了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