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什么比喻啊！不过你说得也对，对深圳人来说是个大会战，对于我来说，我看到希望，希望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李思明指着前面的工地道。

“我们就在这留下来？”小刀看着那些载重上车，因为运送着泥沙弄得尘土飞扬的大街，有些怀疑。

“当然不是现在，不过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来的。我要让这里成为我的事业崛起的地方。”李思明站在一高处自信地说到。

“那我们是不是还按照计划去香港？”小刀问道。

“香港怎么了？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人，去香港怕什么？”李思明说道。

“那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听说这里有不少人偷逃到香港去了，我听说前些年有许多人被抓了回来关牢里头了。”小刀担心的说道。

深圳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最高首长的视野。首长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广东老乡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帅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他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他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领导人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

直到10天后他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又兼任深圳的第一书记。不久，吴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首长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咱们又不是叛逃，我说你怕什么，怕香港花花世界的美女吃了你？”李思明开玩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