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点点头，“这里的环境是太辛苦了，郑洛把老人家安排到这里，确实不大妥当。”

“这不怪郑军门。当初梅二哥把我们全家从陕西调过来避难，安置我们住在城里。窑厂这边，都是军卫里的老弱残兵，上不得战阵，就来这里烧砖。这阳和堡是在洪武三十一年的时候，由中山王徐老千岁主持包砖，内用夯土外面包砖，到现在这许多年头，莫说是砖，就是铁也早锈完了。所以修这窑厂，就是为了烧砖更换，修补城墙。可如今这城墙怕不是修的事，得要大动一次，偏这个时候鞑虏要闹事……老天爷跟我们作对。老夫总算比这帮粗坯懂得多些，能在窑上做点事，总好过在家里吃闲饭，再说，也能为文龙赎罪。”

范进道：“老人家，你也相信内兄有罪？”

“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若说他敢强污民女自是不会。可是砍了几个鞑虏脑袋，手头多了几文犒赏，就要去吃酒这也绝对是他的作为。本来他和长策去大同，是给阵亡的袍泽家里送钱，好死不死却跑去找女人，这也是他自寻死路不怪别人。”

“老泰山，小婿听说内兄是惹上了代王府的女人？”

薛朝先一摆手，“老爷不必客气。老朽乃是戴罪之身，万不敢攀扯官亲。老泰山一句，千万不要提起，否则老朽就不敢和大老爷说话了。老朽在江南时，也以为宗室子弟，各个都是富贵人物，直到来了这里，才知道大错特错。亲王郡王自然是富贵，到了下面就不好说了。有的人富甲一方，也有的穷困潦倒，比乞丐也好不到哪里去。”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定制度不许宗室与四民通，就是不许宗室从事任何工作，全部开销来自田地和禄米。到了万历时期，宗室孽生滋息规模庞大，已经成为大明朝的一颗毒瘤。像是山西一共五百多万人口，宗室人员在册的就有四万多，差不多一百人负责一个宗室压力不问可知。就宗室内部而言，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生存状态差异巨大。

禄米发放到藩王一层，下面的将军、中尉等等，都是从藩王手中领取禄米。藩王近水楼台，自己自然大发横财，连带郡王一级以及亲支近派，都可以落个丰厚身家。真正倒霉的是远支小宗，自身在朝廷里没有发言力，想抗议都找不到地方，禄米被扣了没地方说理。表面上虽然是天家苗裔，实际反倒受制于王府的下人管事。

限制于身份，这些人不能从事任何工作，得不到禄米的前提下就只能饿死。乃至到了万历时期，已经有一些偷偷跑出藩地，隐性瞒名当流民打工，去谋一条生路，或是干脆继承祖宗基业，拿起打狗棒去当乞丐。

女性宗室情形也是这样，虽然她们在得到名字后，从制度上可以得到田地和禄米。但是到了基层的宗室女子，这种制度也很难落实，受制于吏员盘剥，宗室的压榨，很多远支弱宗的女子到了二十几岁得不到名字，也就得不到嫁妆不能婚配，成了老姑娘。比起婚姻问题，更要命的是吃饭问题。没有名字就没有禄米，在山西这种地方想要活下去都很艰难。

一些走投无路的女人，被迫用最为人类最为原始的方式换取活下去的口粮，一些人也抱着尝试金枝玉叶的心态乐于光顾。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保守秘密，否则谁也没得玩。

按照薛朝先的说法，自己儿子显然就是酒后找了这么一个女人，然后被宗室捉到现行。至于为什么现场还有个薛长策……道理也简单，省钱。毕竟边军都是苦哈哈，做这种事也要精打细算，能省一点是一点。这里面的设计因素傻子都看得出来，可问题是看出来也没用。薛家本来就是发配边地效力，薛文龙在陕西那边还有过殴打宗室子弟的案底，只不过明朝的行政体系和科技水平决定了，他在陕西被通缉不影响在山西立功受奖。可如果这件事闹大，连陕西那边都得到消息，那怕就真的不止死一个薛文龙那么简单。

薛朝先朝范进举起水碗。“这里都是穷人，买不起好酒孝敬大老爷，就连这水也不是好水。但我们有的除了一颗忠心，就只有这水。不知老爷喝了这水，能不能答应老朽一件事。”

“老泰……老人家有话只管吩咐，不必客气。”

“若是大老爷方便，能否把长策的性命保下来。他和文龙不同，乃是家里的独子，成过亲，可是老婆难产死了，一尸两命，到现在还没有子嗣。如果他被斩了，他家就断了香火。另外梅氏那个女虽然做了些错事，但是她爹与我是结拜手足，也是为了朝廷战死沙场。若是让她入乐户，我怕她死鬼老子面上无光，就算念着她爹的战功，也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