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尔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地给杜怡奇敬酒，朝他恭恭敬敬地说：“杜书记，您跟我们不一样，您是州里出来的大秘书，您写公文的水平绝对是全县第一，您就给指点指点吧。”

他们的态度绝对诚恳，可是，杜怡奇要是真指点的话，成什么了。难道全县的会议材料都要杜怡奇自己去写？

此事，杜怡奇确实头痛。

只好给县委、政府两办的工作人员讲，“你们要多学习，多留心，看看国家的、上级的这样的会议是怎么开的，留心程序，留心人家的思想精神，再结合全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你自己的想法，写文件材料的时候，不要当自己还是秘书、还是办公室副主任，要站到一定的高度来写，要在心里想，你就是县委书记、你就是县长，面对全县方方面面的情况，你准备怎么干，怎么行动。只有这样你才能写好。首先你得有那个气度才行。”

“唔——”这些秘书们似乎明白了。但杜怡奇知道，这些道理理解容易，想到做到实在太难了，杜怡奇自己也是长期当过秘书的人，他明白存在在秘书、主任心中的困惑。

站到领导的高度，说得轻松，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你没当到领导的份上。太多的时候，你就是站不到领导的位子上的。

他们虽然表面上唔了一声，但杜怡奇明白，其实他们并没有明白，他们在写文件的时候，还是一片茫然。他们依然搞不清楚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讲话稿到底是怎么样的分别。

杜怡奇只好给他们再讲讲典故。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为了对付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组织了一个三百余人的顾问团，加紧研究我们的国家。他们下飞机的时候，尼克松对身后的那些微随从讲，你们不要跟我跟得太近，我跟周恩来的握手，要让全世界都看个清楚。于是尼克松携夫人走下飞机，主动向周恩来伸出了手。请你们注意，这时我们的总理致的欢迎词只有一句话：一只大手从大洋彼岸伸了过来，我们二十五年没见面了。作为秘书，我有着自己的职业敏感，迄今为止，这是我看到过的，最让我激动的欢迎词，所以说文章不一定要长，而且就算是散文式的语言也是可以的，不必非要是什么固定的格式。关键是在什么场合、受众是谁、当时的气氛能不能相融，这就是你们需要把握的环节了。”

“噢——”秘书们都点点头，表示十分受教。

杜怡奇接着说，“至于党委和政府在工作上的区别，我国领导人做得最好的当然是主席和总理。不过在我看来，这跟总理超强的工作能力分不开。总理总是能把样样工作安排的井井有条，出人意料，所以尼克松总统找主席谈具体工作的时候，主席避而不谈，主席说：我们今天只吹哲学，具体工作你跟总理谈。沿袭上级的做法，我们各级的党委机关和政府机关，当然包括咱们县上也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很多的时候，一些县市的党委过于干涉具体事务，才导致县委、政府的职权不清。”

杜怡奇看这些秘书们听得津津有味，想给他们讲讲，又觉得说得太多了像事儿妈，也没有那样的必要，就是你讲得再多，他们听了，也不见得就能把材料写到你想的份上，毕竟人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生活总是会慢慢教给他们原本不会、不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