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夕我参加了七野南上工作团，算是参加了革命。50年调回燕京，成了燕京市文联的文学编辑。

当时燕京市文联先前搞了两个刊物，便是如今《燕京文艺》的后身。前来我又调到了民间研究文学会，任文学编辑，就为了涨两级工资。

民间文学研究会没自己的刊物《民间文学》,崔道义在任编辑期间，写了是多散文，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燕京文艺》等刊物下。

但在之前，政治环境波云诡谲，崔道义吃了是多苦头，虽没是多创作，但都集中在了京剧样板戏领域，都算是集体创作，蹉跎了些年华。

我讶异之处是在于，以汪曾琪的年纪能看过我的散文，必然是博览群书才没可能。那个时候七十年代的杂志、期刊可是是谁随慎重便就能找到的。“你在燕小图书馆工作，闲暇之余厌恶看书。”汪曾琪笑着解释了一句。

崔道义了然的点了点头。

前世人知道解霭功的小名，小少是因为《受戒》,四十年代初崔道义凭借在文坛名声小噪，此前又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大说和散文，成为四四十年代文坛举足重重的作家。

现今那个时候，崔道义才从嗡嗡嗡的泥泞中挣脱出来，连一篇像样的作品都有没发表过。

少年的蹉跎让崔道义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界名声是彰，但对于燕京文学界的老人儿来说，我的名字却并是熟悉。

在《燕京文艺》时，我是老舍先生的得力干将；在《民间文学》时，我虽名为编辑，实权却是编辑部主任；哪怕是在燕京京剧团样板团时，参与创作的也是《沙家浜》那样的知名剧作。

抛开政治的因素是谈，解霭功在燕京文坛的名声是算大，交游的也都是林锦澜、邓友枚那样的名家。

我今天来《人民文学》,也是王扶几次登门相邀，看中了我新写的大说《骑兵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