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畔朝他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我们这边走访老人邻居，她们提到的一些事情让人很在意。她们说这个老太太不识字，也不怎么会用手机，好像脑子也糊涂。有时候前一天说的话，第二天就不承认了，她自己卖掉的废品，第二天起来没了，非要说是邻居偷了。有一次她要给她儿子打电话，拨不通去找邻居帮忙，才发现是老太太自己把手机静音了。我在想这样一个四六不通老人，主动去打益民热线投诉警察的可能性有多大？”

有同事极不赞同这推论：“这事可千万别忘投诉上扯。弄不好说我们报复投诉者家庭，没必要。”

陈谶辩解：“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投诉电话根本就不是老太太自己要求打的？”

赵见初坐在旁边，听他们你来我往，忽然想起另一个细节。

他转头对江畔说：“那天在她家的时候，她跟我说这个小孩是她从儿媳妇月子结束开始带的，但小孩妈妈说是自己带到两岁才走的。刚才你们也说，小孩母亲是两年前才去厂子里打工的，就证实了小孩母亲没有撒谎。那老太太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对我撒谎？她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陈谶说得是有道理的。”他继续说，“我一直就觉得老太太作案的手段特别拙劣，大白天领着小孩正大光明出门。就算是法盲，想杀人也不至于这么大摇大摆——”

众人一时间都没有答案，有个人犹犹豫豫地插嘴：“年纪大了，犯糊涂记错了也有可能吧。”

这话再次提醒了赵见初。

“年纪大了犯糊涂犯到这种地步，她的精神状态就很难说了。”

赵见初肃着脸，“江队，我们最好先给她申请精神鉴定。”

不等江畔答应，陈谶又把话接过来：“我觉得是有必要在这家人身上继续挖下去，他们家真的太多不正常。一个连自己身份证都拿不出来的女人，一个把妻子看得像奴隶一样紧的男人，现在也不清楚这些事情和高坠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总之现在老太太摆在那里又跑不掉，不急这一时半会结案子。”

所有人都看江畔，江畔却一时沉吟着没说话。

赵见初右边的一个同事绷不住先开口：“他家就算再有天大的疑点，现在证据板上钉钉，嫌疑人就不可能变了。再有别的事，那也是另外的案子，一码归一码。没必要再拖下去了。”

陈谶坐在赵见初的左手，伸长脖子好像个斗鸡，就等着跳起来吵架，却被赵见初抢了个先。

“那可不一定。”赵见初硬邦邦地反驳，“精神鉴定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这个老太太有完全行为能力。”

同事朝着江畔那边斜了一眼，语气带上一分质问：“那样这样说，不就等于是在给嫌疑人找脱罪的办法了吗？”

赵见初露出明晃晃的不满：“难道一点都不考虑教唆犯罪的可能性吗？”

最后江畔出面中止了争辩，点兵点将地把工作安排下去。

点两个人再跑一趟省城去找工友谈谈，又点了两个人去男子的老家农村了解情况；老人带回来先做司法鉴定。

最后他点了陈谶的名：“咱俩跑一趟，想办法把夫妻两个分开问。”

散了会，赵见初留下和陈谶说了几句话，最后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江畔正站在走廊另一头的窗下抽烟，两人远远对视一眼。

他忽然想起早晨起床的时候，路过浴室看见江畔站在一片腾腾的水汽中，光着膀子在刮胡子，一条背脊沟流畅地滑进裤腰里，弓张的肌肉力量蓬勃。

他瞥了一眼就不敢再看第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