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在马斯洛的结构中，比如我岳母和敦煌老刘，虽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取得的人生高度是相似的。取得尊重，并靠近自我实现，这是非常高的需求层次，他们都受人尊重。从邻里到家人，无人不尊重他们。当然，还有班长，他面对问题和困难之多，心理承受的痛苦之大，但他都一一想办法解决，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这是他应得的。从他干事业的目标看，从他以建立完整和谐家庭的目标看，他也算取得了自我实现。

在责任追究型的人中，最典型的普通大众的人格。安分守纪，不想吃亏也不想过分占别人便宜。比如我妈，比如王叔，比如我舅比如李二嫂。他们的人生获得生存和安全是可以的，要获得成功，全靠外力。比如我妈的成功，主要靠我。但他们要取得尊重甚至自我实现的价值，靠他们自己，可能性不大。

在逃避型人格中，几乎没有取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可能。他们在拒绝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同时拒绝了别的帮助的可能。自力不能进步，外力帮助不了，他们往往剩下的，就只有生存。

这是从底线分析。从姐姐分析，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人拼命追求尊重，就会产生虚荣、嫉妒等心理反应，如果这种心理反复得到鼓励，如纨绔子弟的童年，要什么有什么，怎么想怎么干，缺乏自我约束，也缺乏他人约束，结果自毁前程，连生存都没保住，丧命于争斗或者犯罪之中。有人拼命追求自我实现，往往在有物质和社会条件时，为所欲为，心理膨胀，导致自我扩张，最后在受到挫折时，心理崩塌，一蹶不振。

物极必反，亢龙有悔。这都是跟谁说的？

比如隋炀帝，比如秦始皇，都是雄才大略的人，都有文治武功的人，得意时忘记收手。秦长城是始皇雄才大略的丰碑，也成了他的墓碑；隋运河是隋炀帝的标记，也成就了他的灭亡。他们要的太多，他们太自我，他们太想实现，结果走到了不能生存的反面。

我在想，我的两个母亲，我妈和我岳母，她们的心理类型为何如此不同？也许可以用物质原因来解释吧。

生存，对于她们这代人来说，都曾经是个问题。生于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哪个没遇到过生存问题。但是她们在寻找生存路径时，遇到的情况不同。

岳母在奋斗，做小生意做工厂，在浙江这个重商的环境中，得到政策的红利，她们的奋斗一步步都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努力后的正向反馈，形成了鼓励行动的机制，造成了克服困难并战胜困难的习惯。所以，她敢于面对，是因为她曾经面对的诸多困难，都已经被她战胜过，她从一次次胜利中，取得了自信。

而我妈呢。她也努力过，努力哺育我，努力与我父亲经营农村那个家，起早贪黑不得休息，不可谓不努力。我父亲为了挣钱到煤矿打黑工，但得到什么呢？得到了更大的困难，父亲残废了。当所有努力的方式行不通，所以精力的投入不见效，人就感到绝望。当自己的努力没有作用时，当自己无法面对时，就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王叔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外力的存在。虽然她不确认这个外力是否真有力量帮助她，但病急乱投医，总比死守原地要好。不试试，咋知道呢？我母亲从没因自己的努力，改变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正向回馈的激励，以至于这样乐观的人，这样能够忍受苦难忍受屈辱的人，也被迫从面对解决型退了下来，如果，她曾经有的话。

没有战胜困难的经验积累，没有物质改善的心理回馈，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有对生存失去的恐惧。我们的心理有生存的底部，但这个底部，我们害怕打击。这个层次需求论的金字塔结构，如果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那么他是无畏的。如果是建立在泥沼中，它一受打击，生存的底线就会被淹没，我不敢，是因为我曾经在泥沼中挣扎，我曾经被淹没过，自己没爬起来，活到今天，还是被别人搭救。

这就可以解释王班长的强大了。

因为他的金字塔是建立在花岗岩上的。他的家庭在县城，算是中等偏上了。既没有农村人当时的生存忧患，也没有大城市里的攀比危机。他在县城家庭的庇护下，从没因生存而焦虑过，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稳固的花岗岩。

当底部稳固后，人就向上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他反复受到正向激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聪明他的条件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他是幸运的，他的家庭是成功的，他的事业，干了不少行当，接连成功，这就是鼓励。在这种不断的鼓励之下，他输得起，所以就豁得出去。

他所追求的自由，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但是，边界在哪里呢？他的财富在膨胀，行动在膨胀，何处是他歇息的目标呢？难道，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测试自己可能达到的边界吧。但这种测试，与隋炀帝与秦始皇的心态，有何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会不会遭遇毁灭呢？

也许时代变了，规则变了，人的发展虽然有极限，但也没有危险了，是这样吧？

我所熟悉的周易，我所接触的所有哲学，都告诉我边界的道理，都告诉我弹性的极限，我隐约有个感觉，王班长如此张扬的人生，会在某处遇到冷箭？

非洲的约束本来就少，身边也没有能够约束他的人。要是嫂子在他身边就好了，他怕老婆，怕老婆的人，一生平安。

但愿我的预感是假的。我所学的哲学，也老了吧？还是我悲催的少年经历，让我总把事情往悲剧上预感？

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后，用一个事物的极限，来计算其边界。比如税收的姐姐和底线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限问题，如果按数学方法来算的话，税收的底线可以先设置为0，姐姐可以先设置为100。

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天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说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说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敌。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姐姐，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小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天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小。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说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