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的官员，上任后经常会重新编修条例，如丁谓重修的《三司条例》和《景德农田敕》。没有这些条例，衙门就会瘫痪。

徐平现在的问题，是重修条例就引起反弹，有人认为他是第二个丁谓。不重新编修条例，做事情就像在泥田里跋涉，一步难似一步。

不管是张士逊，还是李咨，都不是那种愚蠢无能的官员，但把他们一起塞进枢密院里，枢密院就还是那个无能至极的衙门。

范仲淹顶着巨大的压力，要掀翻吕夷简，认为吕夷简奸邪固然是一方面，但也跟他认为吕夷简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有关。

赵祯一再提高台谏言官的地位，也跟他对这种局面既不满又无奈有关。

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徐平回京才不过一年，又能有什么妙计？

见局面尴尬，王曾道：“徐平在邕州，面对交趾，以一州之力扬朝廷国威，武功前所未有，如今锐气尚在，此是朝廷之福。当年西南之交趾，又何尝不是今日西北之党项？徐徐图之，枢密院没有具体的应对，也是实情。但是，到底该怎么做，枢密院做起来也难，分寸他们难以拿捏。不如这样，此事过后，由各大臣集议如何？”

吕夷简道：“王相公说得有理，还是留待日后集议，今天先讲党项细作如何处置。”

有了争论怎么办？开会呗。开会有了决议，按照决议执行，徐平对这流程已经极熟。千年之后，这不还是大家习惯遵守的处理方式吗？

赵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默默点了点头。

太宗时候，一切都是出于圣意，宰执大臣们不过领圣旨而已。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让赵祯做决定，他也做不了。宋太宗的勤政，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可以排在前列，几乎是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都在处理政务，天天如此，怎么可能每个皇帝都跟着他学？再者说了，太宗那样是因为得位不正，当时天下传言极多，他又多疑猜忌，对谁都不放心，必须把整个国家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赵祯既学不了，也没有必要。他有宰执，有侍从，有台谏，何必自己事事费心？

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便也就无从去做决定，赵祯的脑子还是清楚。

张士逊沉着脸坐下来，依然气愤难消。自己知道自己衙门的毛病是一回事，被人当众指出来又是一回事，这个徐平，不是第一次给自己难堪了。

处理党项细作，到底是该严责还是薄责？这可是关系到朝廷对党项态度的大问题，别看是一个语气问题，半点也马虎不了。

张士逊道：“如今党项的反迹未显，只需要向使节点出话中意思，让他们明白就好。若是真派大臣切责，岂不是撕破了脸皮？以后两国使节往来，多有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