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时候，她会画一些素描。

前排女生垂在颈后的马尾辫，讲台和黑板，一个男生放在脚边的雨伞，窗外日渐稀疏的花和叶子……

画这些东西时她那张大多数时候不动声色的脸上会流露出情绪。平静，快乐。似乎还有淡淡忧伤。

那时容朗尚且不知“物哀”一词，很久之后他见到这个词，眼前立即浮现出李唯安和她曾经画的那些画。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欣赏这种自得其乐的态度。

历史老师郝晓培就不能。

一天下午，她正激昂地讲法国大革命，转眼看到最后一排靠窗坐的女生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对不管是巴士底狱还是断头台都漠不关心。

她在讲台上的座位表上找到这个学生的名字，“李唯安同学——你来说说，攻占巴士底狱有什么历史意义？”

李唯安站起来，茫然反问，“有什么意义？当时狱中只关押着七个犯人，一位犯的是放荡罪，两名被认定是精神病患者，另外四名是伪造犯，没有一个是跟政治有关联的……”她又想了想，试探道，“人民解放了萨德侯爵？以他姓氏命名的sadi□□……”她说到这里自觉不妥，没再说下去。

郝老师气得脸通红，她走下讲台，收走了李唯安装铅笔的袋子、削铅笔的刀、所有她能找到的铅笔。还有那幅没画完的画。

“下课你到我办公室来！”

李唯安默然坐下，过了一会儿，她拿起一支圆珠笔开始画画。

那副画和她以往的创作都不同，由无数蓝色小圆圈和弧线构成。没有一根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