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体系的演进结果，有人说是因为时代的进步。但所谓的时代不会自行进步，这一切都是人的创造。

哪怕某人成天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能享受时代的成果，只因为有别人为他提供了这一切。

人们一切努力的初衷，无疑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更多了，能力也更强大了，那么有没有过得更好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首先要回答怎样才算活得更好？追溯到近三千年前的文明启蒙时代，我们会发现上古思想家们就在试图解答它。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前提，对他们很重要，就是人类的存在有何意义？

在荒凉死寂的宇宙中，生命和智慧的诞生有何必要？甚至“意义”这个概念，又是从何而来？

这或许不是一个物理问题，因为物理可以只研究生命的成因，许是海量样本中出现的概率事件，去解答概率的原理。

但原理本身不是意义，甚至会导向虚无。

所以神学家才会趁虚而入，从神启的超然角度，去构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面对茫茫宇宙时，可以用来安慰自已。

其后人想绕开神灵，先给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找意义时，又用了一种论证：

就算不清楚人类的存在对世界有何意义，但是我的存在，对我本身是有意义的，乃至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里又引出另一个前提设问，什么是“我”？

对此解答基础上，论证正因为我存在，才会思考什么是意义；又演进到存在就是意义本身；再演进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存在。

当有人指出“怎样存在”才是“存在的意义”时，论述过程是精妙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回答——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存在？

孔孟与马恩，都在做这件事。

将视角切换到东方，或者说中国的启蒙时代，会发现那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一开始就是在解答“人们应当怎样存在”，演进了上述的所有过程。